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山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努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口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统筹谋划，做出了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人口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全省人口发展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日益优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素质不断提升的良好态势，为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构建了良好的人口资源平台。 

　　    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再生产实现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人口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得到很大改变，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现代型转变。 

　　（一）人口总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西人口由1949年的1280.86万人发展到2018年的3718.3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56%。丰富的人口资源为山西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为山西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的人口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高速增长时期（1949—1970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医疗条件落后，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改善，为人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从1949年到1970年，全省人口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280.86万人增长到2111.35万人，二十年左右净增830万人。除1960—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出现了短暂的增速降低外，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率平均为2.41%以上。  

　　　　2、有调控增长时期（1971—198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降，增长率由1971年的2.51%迅速下降至1980年的1.20%。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1971—1980年的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观，全省总人口由2164.40万人增加到2476.46万人，净增312万人。  

　　　　3、增速回升时期（1981—1990年）。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十分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短暂回升，在1988年达到峰值1.78%。这一阶段全省总人口由1981年的2508.77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2898.96万人，净增390万人，年均增长43万人，高于1971—1980年时期的35万人。  

　　　　4、平稳增长时期（1991—2018年）。由于受人口发展惯性的影响，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以及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1991年以来，全省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最终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稳。1991—2018年，全省人口年均增长30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27万人，人口总量的增长逐步减缓。  

　　（二）婚育观念发生深刻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总量迅速增长。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初现端倪。1980年9月，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1984年4月起，逐步形成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存在差异的生育政策体系。  

　　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省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主要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主要由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育龄妇女的婚育行为、生育孩次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生育的孩次分布看，妇女高孩次生育明显下降，全省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1982年的47.84%下降到2018年4.04%。“少生优生”成为多数人的自愿选择。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实现了从传统的早婚早育、密育、多育的模式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模式转变。 

　　（三）人口再生产实现了现代型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省人口总和生育率为4.62个，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6.59岁，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恢复和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50年代，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2.62‰，自然增长率升至18.73‰，总和生育率为6.15个，人均预期寿命升至57岁。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出现以出生率下降为主的第二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山西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9，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0.92‰和19.2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1977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1995年降至1.9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更替水平。上世纪末的1998年，出生率降至16‰，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2010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4.92岁。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  

　　二、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口结构日益均衡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民受教育状况大大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蓄了强大的后劲。 

　　（一）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逐渐改善，同时，世界医疗卫生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传染病、流行病等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山西人口死亡水平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下降，最后达到相对稳定的过程。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13.70‰下降到2018年的5.25‰。 

　　在人口死亡率长期稳定在低水平的前提下，山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8年，全省平均预期寿命57.16岁，1975年全省平均预期寿命66.47岁，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67.63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69.46岁，接近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至71.97岁，2010年进一步提升到74.92岁。与1982年相比，28年间提高了7.29岁。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 

　　（二）全民文化素质整体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省在“普九”义务教育、积极优化教育资源、调整教育结构、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等方面所取得了成效，全面有效地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撑。 

　　总人口中有文化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山西人口中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50.57%上升到1982年的77.45%，18年间提高26.88个百分点。到1990年，其比重上升到85.97%，比1982年又提高40.19个百分点。2000年，全省有文化人口占6岁及以人口比重提高到93.58%，2010年为97.40%，2018年达到97.64%。充分说明山西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有了显著进步。 

　　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标志。全省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3.34年，依次提高到1982年的5.96年，1990年的6.92年、2000年的7.8年、2010年的9.32、2018年的9.66年。1964-2018年的54年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6.32年。 

　　文盲、半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964年至2018年，山西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由1964年的51.05%，依次下降到1982年的26.81%、1990年的15.81%、2000年的5.68%、2010年的2.57%、2018年的2.41%，54年下降49.64个百分点。文盲、半文盲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大量减少是人口素质总体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和扫盲工作的巨大成绩。 

　　接受中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口迅速增加。1964—2018年，全省每十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35倍，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增长了16倍。接受中等及以上文化教育人口数量大幅度提升，使得山西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重心向高文化程度方向发生了重大转移，这对于促进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继续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三）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全省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着持续递增的态势。与之相伴，山西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53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799.47万人，1964年为917.12万人。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西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1436.05、1770.60、2046.10和2482.2万人。1982—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30%；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1%。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1.26%。2014年，山西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2530万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为2491.29万人，仍保持近2500万人的规模，占到了全省常住人口的67%，依然保持了每10个人中就有近7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态势，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  

　　山西省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总抚养比从1953年的62.95%上升到1964年81.09%，从1982年的62.20%、1990年的50.47%，下降到2000年的47.19%，2010年继续下降到32.75%，2018年为35.52%，相当于每1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由55年前的8个之多减少到目前的不到4个。以社会总抚养系数50%为界限，山西仍处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黄金”时期，也是“人口红利”时期。 

　　    三、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人口的城乡分布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功能明显增强,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一）城镇空间范围扩大 

　　    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末，全省仅有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工矿区和长治城关区4个城市，其中省辖市1个；建制镇63个。改革开放前，山西城镇发展过程整体比较曲折，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迟缓。1978年，全省城市共有7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4个，县级市3个；建制镇48个。改革开放后，全省城镇化建设进入快速通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持续协调发展，城市数量迅速增加。2018年末，城市个数达到2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1个，县级市11个；建制镇564个。2018年全省市辖区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为45.41%，城市的承载能力大大提升。 

　　（二）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 

　　人口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国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1978年，全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8.01%增加到19.18%，平均每年仅提高0.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加上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到199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提升到28.90%。1991-2000年，山西积极贯彻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全省城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2000年底，全省城镇化水平提升到35.88%。2001-2018年，山西积极探索推进城镇化新方式，由传统粗放式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到2018年，全省城镇化水平提升至58.41%。1978—2018年，全省总人口增长1.53倍，而城镇人口增长4.67倍；城镇化率提高了39.2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明确提出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道进一步拓宽。近两年累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81万人。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扎实推进，进城落户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真正实现了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山西人口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口与经济社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人口发展更加趋于均衡。历史进入新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山西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系必将进一步和谐，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人口环境。